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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茂伟:当代中国家谱理论研究进入主流学术界

时间:2018-06-07 19:55:38 点击:  【宽幅显示】  【微信号】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家谱编修一直是民间行为,主流学界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此是不关注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关注起来。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所长钱茂伟教授致力于史学史、公众史学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列入2017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这表明当代家谱编修研究得到了主流史界的认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围绕相关问题请教了钱茂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已有一些家谱整理和研究项目,我们注意到您主持的“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项目与其他家谱研究的学术关注点有所不同,请您介绍下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钱茂伟:近年来的国家社科立项中,共有17个家谱类项目,重在老谱整理与研究,而当代新谱的整理与研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是第一个关注当代新谱理论与技术研究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新谱的编修,如放在时代变迁中谈家谱编修问题,重在修谱人的变化、修谱观念的变化、修谱体例的变化,这是考察家谱编修史的核心线索所在;家谱编修队伍研究;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研究史。第二部分是当代中国新编家谱类型研究,研究1950年以后家谱编修的新趋势。第三部分是公众史学、数字化与新谱编修理论研究,如民众家谱观念研究;公众史学与家谱研究;家谱编修质量与法律问题研究;新家谱数字化和网络化研究;家谱编修与民间文化中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继续讨论当代家谱编修项目之前,我们想了解下您的治学路径。请介绍下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哪些?哪几位前辈学者对您的治学有较大的直接影响?

  钱茂伟:在近30年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我擅长整体规划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思考,即先划定一个圈,作宏观与整体思考。在此基础上做专题研究,最后整合成一本书。明代史学、浙东学术、明代科举、国家理论、王应麟、公众史学等专题研究均有这个特点。从时间顺序来说,首席专家关注了以下几大研究领域:

  一是以明代为核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1984年始,发现明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于是重点关注明代史学研究,前后持续达20年时间。出版《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标点整理《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

  二是以国家理论及其应用为中心的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后,追随姜义华先生等诸师,关注国家理论研究,先用之于科举研究,成博士后报告《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间成《中国国家理论研究》(将刊)。近年续成《明代科举家族研究: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14年)。2012年,出版《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这是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思考史学之作。

  三是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构。2005年,将国家理论施之于史学,形成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在编纂论文集《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时,发现史学的国家视野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而史学的民间视野则是一个十分薄弱且更值得关注的全新领域,于是关注民间史学研究。此前关注到了宋元以来的通俗史学传统,此时发现了梁启超的君史、民史理论的精髓所在,最后结合美国发明的public history,将之整合成中国公众史学。2012年以后重点建设公众史学,承担首个公众史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首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创办中国公众史学网(2014年),创办“公众史学”微信号(2016),首拍《公众史学》慕课(2015),首开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公众史学”(2014)。

  四是浙东学术研究。继承仓师关注浙东史学研究传统,1987年到宁波大学工作以后,关注了浙东学术研究,形成一个重点关注领域。《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担任副主编)、《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王应麟学术评传》(中华书局,2011)。

  五是浙江历史文化研究。2005年以来浙江省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结合政府的时需,由浙东学术研究扩大到浙江历史文化,与人合作,承担了2个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出版《遗民史家谈迁传》(2006年,与柴伟梁合著)、《一诺九鼎——朱葆三传》(2008年,与应芳舟合著)。又与人合作,承担了宁波市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与毛阳光合著)。

  1984年随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读硕士,治中国古代史学史;1997年随华东师范大学盛邦和教授读博士,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2000年进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追随姜义华、张广智、樊树志诸名师,关注中国国家理论研究。仓师的治学内容特点是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综研,是一种典型的“大史学”关怀。以前出版《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刚出版了《谱牒学通论》,完整地体现了他三史共治风格。盛教授重视史学的理论思考,而姜教授则直接提点了国家理论研究,使我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家谱的?何时开始关注到当代家谱编修理论和技术?

  钱茂伟:我关注家谱,始于1984年。仓师治学的内容特点是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综研,去年刚积集出版了《谱牒学通论》一书。

  首先关注的是传统家谱研究。1997年10月起,与王东教授合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专列《敬宗睦族的教科书:中国的家谱》章,基本建立起系统的传统家谱体系。

  借助家谱,做相关的家族史研究。《明代的科举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2014),此书主要根据四个版本的《镜川杨氏宗谱》写成,其中一章专门探讨《镜川杨氏宗谱》编修史,是一个家族家谱编修个案史(2013)。通过杨氏家谱,思考了传统大家谱的不足。将大家谱编修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一是编修成本过高;二是史料征集机制被动;三是编修单位过大;四是谱系图缺陷大;五是人物信息量过少。

  结合新出版的几部家谱序跋及影印出版的家谱丛书,指导研究生赵敏完成了硕士论文《明代家谱研究》(2016)。

  另一方面,加强家谱的创新研究。撰写《我对家谱新修的设想》(1998年12月17日),主张改革传统家谱,编纂新式家谱。从此,走上新家谱创新研究,同时身体力行,2009年以后在大学生推广小家谱编纂。在探索基础上,完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及《新修小家谱的意义及体例》,形成“大家谱”与“小家谱”二分概念,设计出了适合现代核心家庭体制的家谱建构,称为小家谱或百年家谱。

  用家谱精神改造村史,成为公众社区史,主著《史家码村史》(2017)、《江六村史》(2017)。这两部村史的写作,除了口述史,就是依据史、陆两姓宗谱编修而成的。

  从学理上提升家谱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发现新谱的创新意义所在,撰《基层政府与家谱编修:当代村谱出现的意义》。“村谱”,就是以村为单位编纂的多姓联合家谱。“村谱”的出现,使家谱由一姓向多姓转型,解决了基层政府与家谱编修关系问题,村级政府可直接出面领导村级家谱的编修工作。这是一项民心文化工程,值得广泛推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与其他家谱研究者相比,您觉得自己对家谱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钱茂伟:有别于新编家谱的专门史(如社会生活史)研究,笔者的家谱研究,一则重在家谱理论与家谱史研究。新谱的历史研究解决家谱行业发展史的建构问题,新谱的理论研究解决新谱编修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理论与技术难题。二则从公众史学、网络史学入手。引入公众史学与网络史学,使家谱的编修实现现代转型。通过新谱历史的梳理,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提升新谱研究水平,使之进入主流的学术界。

  在研究视角上,有三大特点。一是传统文化与公众史学相结合。家谱新修要放在传统文化复兴与公众史学新兴的思潮中加以联想。公众史学的引入,可以大大革新谱学观念。前人受传统国家史学观影响,总喜欢从家谱中寻找大人物。这样的思路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从公众史学角度来看,它是普通人的家族历史,记录了普通人的名字与历史,这才是最为重要之处。只有名字,有胜于无。某些家谱传记少,这可能与家谱的档案定位有关,也可能无人会写。如果有传记,就理想多了,这正是今天要求用历史学精神改造传统家谱的理由所在。引入公众史学,可以使家谱编修由通代转向当代,由研究转向生产,由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

  二是家谱文本与编修主体相结合。修谱者与家谱文本,是构成家谱编修史的主体内容。会涉及详述编修群体,可以为称谱师群体。家谱是人来修的,所以,修谱人才的修谱观念、修谱机制决定修谱状况与水平。对这些修谱队伍的口述采访,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实践经验。他们有经验,有时不会总结,需要谱学研究专家加以提炼。

  三是纵向的历史思考与横向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放在时代背景中思考新中国家谱编修的嬗变,从理论的高度思考其得失。家谱向来是按姓氏编纂的,家谱编年从来没有人做过。家谱编年可以了解各地发展规律,可以制成分省分县家谱编修规律表。不同家族要隔三十年左右修,不同家族编修的时间表不同,综合在一起就有群体观察效果。本团队的优势是家谱理论思考,不断思考体裁的创新,顺应时代,提倡小家谱编修。由于是建立在家谱个案研究上的,所以家谱编修史会更为成熟。

  在研究路径上,也有三大特点。一是由个案整理而群体专题研究。坚持由新编家谱个案而群体分析原则。偏重对新谱本身的研究,如体裁、体例的变化,内容的创新,参与人员的变化,这是基本的考察指标。个案整理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做家谱的学术研究,必须有相应的学术资料。当代作品学术资料的积累,可以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并不必研究人员事事亲力亲为。只有了解更多的家谱个案编修史,才能对当代中国整体的家谱编修史有全面完整深刻的理解。

  二是从间接研究而直接研究。传统的家谱文本解读,完全是由学者操控的单向解读,是间接研究。而当代家谱研究是一种直接研究,可以与主编直接对话,梳理其问题,给予更有学理的说明,提升其水平。家谱本身来就是民间的,研究人员的眼睛自然应向下。修谱实践生活远比家谱文本丰富,只要不断到民间调查,就可搜集到丰富的修谱实践资料。修谱一线人员需要高校专家的支撑以增加思考的力量,而高校专家也需要一线修谱人员的经验与探索。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合作模式。

  三是从特色家谱中寻找家谱的创新。由于时代的不同,必然导致修谱风格的变化。当现代人重新接续家谱时,发现原来的家谱模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会寻思改革。如此,家谱自90年代以来,不断处于创新之中。小家谱、村谱的出现最为典型。家谱核心的世系图,也在不断改革之中,吕有凯的“三代系表户主编号法”、靳新的“年轮式世系图”、崔丙书的“家记图”,均属创新较大者。其他细小改革的家谱更多,这需要我们从已经出现的家谱文本中加以发现、提炼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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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 江 查建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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