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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论族谱的收藏和研究

时间:2017-03-26 22:41:30 点击:  【宽幅显示】  【微信号】


  族谱亦称家乘或宗谱,是现今藏书文化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一般它可以分为民间私藏和国家公藏(图书馆、档案馆、文博馆等文化机构收藏)两部分。私藏分散,且乡民不肯轻易示人,故谱牒的研究利用主要有赖公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存在着严重抹煞或低估族谱历史价值的倾向。正确地认识族谱和它的收藏研究价值,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社会意义与教化功能。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寻根问祖”意识,俗话说“落叶归根”、“故土难忘”,族谱便是每个人的“根”,谱里有中国人难解的“乡土情结”和“先祖情结”。台湾粘氏是金代女真族大将完颜•粘没喝的后裔,但一向没有族谱。民国时他们就千里迢迢,不辞艰辛,不惜重金返籍求谱①。族谱对海外游子的凝聚力可谓大矣!它能激励人们爱乡爱国之情,让人感受先人佳言懿行的熏陶,增进眷恋敬仰之情。族谱中贯注着礼义精神,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如江西萍乡上栗有部新谱的家训是“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献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众;把虚心和恒心用给学问和事业;把诚心和信心留给自己。”许多至理名言,可说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族谱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制止滥砍滥伐、污染水源等方面往往有很多有益的总结和举措,值得今人借鉴。

  其二,史料意义。我国农村多聚族而居,村志即族谱,族谱即村志,常见族谱可以把其历史追溯到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金溪洪氏族谱即从共工氏记起)。不言而喻,族谱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是研究族姓源流、宗族规范、人口寿命、战乱灾祸、民情风俗、婚姻家庭、祠庙寺观、书院讲会、村落风水、田规山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名人身世等等问题宝贵的原始资料,被誉之为乡村的“百科全书”,可“补史之缺,证史之讹,详史之略,续史之原”。从族谱中几可窥探我们民族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经济基础,显现历代民众最初级也是最终极的人文思考。

  其三,文化资源。族谱中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儒家文化、伦理文化;还有大量的名人序言,描慕自然山水凤貌(十景、八景等)和咏志述怀、友人酬唱的诗篇;大量的底层人物传记,书院寺观祠宇的兴废记述等等,其涉及生活层面之广无与伦比,其文辞之雅足以传世,但这些东西却往往地方史志不载,文人著作不收,族谱是它们唯一的最好载体。近常见谱中发现名人的佚诗佚文,这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可轻易舍弃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家乘谱碟,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唯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钱大听在《潜研堂文集》称“谱章之学,史学也”,“直而不污,信而有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他们都把家谱纳入史学体系,可以说:国史、方志、族谱是支撑我国史学之鼎的三脚,缺一不可,而编史、修志、续族谱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优良文化传统。

  据考证,我国谱牒源于夏商,周代逐渐形成史官修谱制度,秦汉以后逐渐转变为名门大族的家谱性质,司马迁撰写《史记》就已经注意利用谱牒材料了。魏晋南北朝官员升迁常取决于士族门阀,故家谱备受重视,此风影响直到唐代。从宋开始家谱的编修才由上层转入民间,由官办转为私修,成为一族一姓的宗族文献,起着“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的作用。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和苏轼(一说苏询)对族谱的世系编排创制了两种定式,欧式为直排横叙法,每页五世,子列父下,兄载弟前,这样可直观家族传承次序,但往往由于兄弟众多而产生大量空行,增加族谱篇幅;苏式则按辈份排行横列,同辈人全部列完再列下辈,这样谱书便没有空页,但父子往往相隔很远,一下难以查到,惟同辈关系一目了然。到明清时期世系仍基本沿用欧苏二式,或二式混用。现代亦然。

  一套家谱不管其分装多少册,实质上都是两大部分,一为谱头,二为世系。谱头是该族姓、村落各种信息资料文献的总汇,内容大致包括:历次谱序、凡例、祖训家规、历代源流、居址风水图、庐墓图、先祖遗像、像赞、仕宦录、人物传记、字排、历次修谱名录、族产、艺文等等,是我们搜集的重点,残本亦有价值。世系篇幅最大,它列出该族从分房祖(或发脉开基的始祖)一直到修谱时刚出生的婴儿的传承情况,对每个男性族人除记载字辈排行(如启123即启字辈第123个出生的人)外,还记五大要点:

  (1)出生年月日时;

  (2)娶妻某地某女,出生年月日时,娶几次则记几次,如亡故或离异均要记载清楚;

  (3)生育子女,子只记排行名字,女记名字、出生、婚嫁情况,子女列于生母名后;

  (4)卒丧年月日时;

  (5)葬地。

  健在者则无后两条。有成就者其业绩事功可记述之,但文字要简洁准确。一般来说世系比谱头研究价值小,如收不全,不为遗憾(名人世系当然除外)。

  这里顺便可澄清两种误解,一说“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人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②其实一个家庭所有的子孙不论嫡生、庶生都要记上谱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谱不可能每个子孙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长房或嫡系子孙收执保存。二说女子不能上谱,其实从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谱的,如前所述,女儿记载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则记载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况都要记载清楚,受歧视的表现是旧社会女子往往有姓无名,称某氏而已。现在修谱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学历、工作业绩一般都作了记载,当然位置还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这是家谱体例决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为户主,则同样女子和男子一样处于世系中户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志学家梁洪生教授说:“宋以后的传统社会中,各朝统治政策都与家庭建设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明后期,家族伦理经过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乡民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日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观念传承。以后几百年间修谱建祠及集体祭祖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形成行为规范。而建国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设与活动为打击对象……修谱活动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断层,绝大多数‘文化人’连旧谱都看不懂了。”③我国史学界对族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备受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记载各级官员的交替传承,功劳政绩。而民间族谱却被打入另册,屡遭灭顶之灾。老百姓自己筹款修谱,记录自己的历史与血缘传承,往往被斥之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声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说族谱是封建产物,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的东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尝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为什么单单族谱必须焚尽而后快呢?莫非历史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史学只能是帝王将相与少数杰出人物的专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遗产,而族谱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谱中存在作伪、失实、攀附、篡改之辞,学术界便嗤之以鼻,不以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些毛病官修史志与文人著述中也常见,有的比族谱还更严重,梁启超也说过:“吾中国官犊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例如《宋史》及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诬陷攻击王安石,就令数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穷27年之工,参阅千卷文献,写出《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辨宋史之诬”。⑤官修史书中美化当权者,篡改史实,遮讳统治者种种弑父淫乱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何以史家依然引录不误?其实,族谱的编修是极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岁湮,各支派宗谱的详略、叙述便难以一致,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谱的真实性。国内以岳飞为先祖的《岳氏家谱》就有4部,分别在云南、湖南、江苏三省,临川、东乡、金溪与王安石家族相关的宗谱本人即见10部之多,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合之处。只有对不同版别不同支派的族谱相互参证,深人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轻易认定某谱某事某人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伪,而讲整谱皆伪,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族谱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长期的思想禁锢,学人观念落后僵化,丧失了司马迁那种“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勇气,甚至丧失了学者起码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品格,极少有人下扎实功夫,深入研究族谱。故我们对族谱宝藏的开发、利用、研究、创新还处于初始阶段,美国学者铁尔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谱记录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家谱和世系家谱,是中国家史学者和家谱工作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价值则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⑥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地方图书馆第一要务应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献史料,而每部族谱几乎可说都是“孤本”,搜集有较大难度,不象买书那么容易。但我们应该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地方志、谱牒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人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谱》,“九一八”事变前后两次派人冒称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后裔,想尽方法让族人视为同宗,盗走洪谱,真可谓奸谋百出,费尽心机。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因研究太平天国需要,遍搜洪谱而不得。后来还是日本友人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将《洪氏宗谱》复印寄赠,才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这个难题。⑦美国学者研究徽商,也主要得益于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谱。我们经“土改”和“文革”焚毁了大批谱牒,无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护文化的却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农民。“文革”中文化人噤若寒蝉,纷纷交出或私下销毁古籍文献以求自保之时,往往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敢于火中取栗,把造反造来的族谱“偷”走保存。关键时候他们更显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砖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来,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于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们有的把族谱藏于暗处,誓打死不交;有的缝于衣被,日夜不离;以种种办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谱牒,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修谱热”提供了绍续前代、承接历史的可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修谱热”,是有深刻的传统与社会原因和农民深层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

  从普遍意义上说,每种谱牒都具有其特殊价值,应予保护与收藏。它可能一直无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难求。宋、元、明版的谱牒存世极少了,乐安县流坑明万历十年的《董氏族谱》已属二级文物。现存多为晚清与民国所修,但我们决不可轻弃之。要集全中国族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图书馆应尽量搜集本行政区内谱牒,集腋成裘,这样一市一省的图书馆系统就能编成藏谱总目,藏谱就能蔚为大观了。

  现今收藏谱牒,本人认为有五种有效方法。

  (1)原本购买。有的地方新谱修成,旧本便被搁置或废弃,这时有效介人,可能购买成功;

  (2)借阅复制。在村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借阅其谱,然后复制收藏;

  (3)适时购藏当代族谱。族谱打着很强的时代烙印,当代谱必然要为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当代编谱多数地方为了减少村民负担,往往允许族人出钱购买,如果适时表达图书馆的购藏意愿,一般都能得到群众支持。现今还有一个趋势,全国性的同姓总修大部头的“通谱”,如广西的《中国吴氏通书》。⑧四川的《全国苏氏通谱》等,这类书汇总了数省的同姓族谱资料,信息量很大,又多为正规出版社出版,只要汇款即可买到。

  (4)旧货市场或旧书摊淘购。常见旧谱摆在地摊上,这是收荒人走村串乡以废纸价或低价收来的,多为村人废弃的残本,故价格低廉,如能碰上“谱头”或善本,则应购下;

  (5)关注旧书信息。石家庄有一种《藏书报》(原名《旧书交流报》),刊载全国各地旧书市场与旧书转让信息,其中常有族谱身影,多为书摊业主或私人藏书的转让,间或还有少数珍稀版本。

  笔者认为,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谱牒。这里,还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1)有一定的资金专款;

  (2)有一两个有责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员专负其责。

  满足了这两条,必有所成。当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来一大堆谱牒,可能只是一堆废纸而已,但想想“天一阁”范氏400年前搜罗的大批地方志、政书、实录、各地诗文集等又为几个学者所用了呢?其价值不还是存在吗。

  学术大师梁启超说:“我国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你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⑨大师的期盼正在苏复的中国逐步实现,或许族谱的研究,将使我国史学别开新面,而实现向现代史学转化的质的飞跃。

  注释:

  ①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港澳侨周末版第126期,林祖武《台湾粘氏返籍寻谱记》。

  ②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一版,第24页。

  ③《东方》双月刊1995年3期,梁洪生《谁在修谱》。

  ④《饮冰室文集》杂著类《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⑤《王荆公年谱考略》《序》与《新附》,1974年上海人民版。

  ⑥转引自《收藏》月刊1997年9期,王宁《收藏热中话家谱》。

  ⑦参见上文。

  ⑧吴健琴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一印。

  ⑨转引自《收藏》月刊1997年9期,王宁《收藏热中话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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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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