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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家谱详细记载后裔有3000多人

时间:2014/11/7 9:38:00 点击:  【宽幅显示】  【微信号】

  伍子胥的后裔在荆州监利为多,三国著名谋士简雍后裔在沙市岑河,东晋名相“美男子”谢安后人在江陵沙岗、石首,南朝美学大师宗炳后人在江陵三湖,唐宰相张九龄的后裔在沙市岑河,宋文豪苏轼后人有一支在松滋杨林市苏家坪(现盘古村),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在监利,周老嘴原来就是因为周氏后裔而得名。明末江西填湖广时他们由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杏仁村迁到湖广监利一带,族谱记载:始迁祖儒公系敦颐之后,儒之孙开英、开才兄弟,一任桃源知县,一任总兵。弟兄二人商议在外打仗时,到过湖广荆州。那里民风淳朴,土地富饶。适宜安家。于是携家人迁往章华台,又迁监利周老,再迁现监利龚场。南宋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后人在公安县有3000多人。     今天,我们来到公安县夹竹园,寻访朱熹后裔。     朱熹与荆州     朱熹与江陵有缘,曾任命为江陵知府,但没有到任。一般人只知道他曾为湖湘学宗张栻写《曲江楼记》。殊不知,其后人在江南公安县大有人在。     朱熹号紫阳,公安县朱氏家谱《紫阳堂·安和世家》三修于2010年。昨天,在朱熹后裔朱正福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朱家祠堂的旧址公安县夹竹园镇陈祠桥村。     朱氏家谱载,公安县现有朱熹后裔500多户,3000多人。分布在黄山、章田、梦溪、闸口、南平、藕池、斑竹垱等许多地方,以及其他各地。派谱有:卿士之家克绍祖,世守先业得正传。元末天斗公是公安始迁祖。由江西南康,先是迁到湖南澧阳(澧县),长子安和迁公安大光里(今夹竹园),次子安礼仍居澧县柳浪湖杨柳湾,三子安仁迁居监利。康熙年间湖北朱熹后裔第一次修谱。     公安朱熹后裔比较知名的人士有开国少将朱绍清,原公安县委宣传部长、湖北省委党校处长朱先和,原公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业新等等。83岁的朱正清老人告诉我们,祖先安和公初定居于闸口平大垸,安和公墓葬于白玉山,朱家祠堂建在今港关。过去常有族会活动,后来被拆除。     沙市七旬老者朱正福,曾作为网络达人参加央视网络春晚,他出版了数十万字的论著《文学路寻》。他回忆,小时,常有“朱家大爷”从公安闸口(夹竹园)来走亲戚。因此他记住了这个地方。退休后,他曾首次前去寻访攀亲。朱正福的伯父朱得富,曾在沙市梅台巷尾置有宅院,经营西药、钱庄,因是票友,在丝线街开办行头铺等。伯父曾作为代表赴婺源寻根。     世事沧桑,朱熹后裔后来多有变故,祖传的抄本家谱也毁于故往。朱正福老人回到祖辈的旧居地,多有感慨。花基台,从血吸虫窝子变为全省新农村试点,多家住上了小洋楼,用的是沼气,村村通水泥路……族谱也新修了,摒弃以往传男不传女的旧规,破例将出嫁的女儿、女婿及外孙名字列入其中。其实,公安朱熹后裔有不少是入赘改姓朱。族人有企业家愿捐款新修朱家祠堂,目前已有动议。在欣喜之余,老朱也有一些隐忧,后生大都外出了,问一个人大都大门紧闭,在家者多聚在一起码长城。家族、家风文化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     黄昏的村庄,无边的落寞。     朱熹与张栻     张栻(1133—1180)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的思想家,朱、吕、张栻三人传学于东南,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齐名为一代理学宗师。”《宋史·道学传》将朱张并列一传。两人的学术思想基本倾向一致,并且交往很深,他们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     张栻淳熙五年(1178年)知江陵,48岁时逝于江陵。     张栻是爱国名臣之子,忧国忧民之人。父亲张浚,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丞相,选拔重用韩世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他的远祖是张良之后,也是张九龄之后。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廉明清正,问民疾苦。张栻的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44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在认识论上,张栻发挥了二程的“格物致知”论,并对知行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公元1163年8月,张栻之父、当时的主战派宰相张浚去世,张栻护其父灵枢到潭州衡阳,于途中的船上同朱熹相遇,相与结识。朱熹闻张浚死,又专程到豫章(南昌)祭悼,并护灵至丰城(今江西中部)。在船上,二人相谈十分投契,朱熹对张栻的评介是“名质甚敏,学问甚正”。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时,朱熹曾专程造访。此后十多年中二人经常以书函往来的方式相互切磋。朱烹尝说张栻对自己“多有启益”。可惜张栻死得太早,朱熹十分惋惜地说:“使敬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得而知哉!”     宋淳熙六年(1197)正月,张栻请朱熹作《曲江楼记》,朱熹说自己从未到过荆州,就像范仲淹未到岳阳而写《岳阳楼记》。曲江楼因唐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受李林甫排挤,737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后人为纪念他而得名。他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作者。     曲江楼约建于唐末,在老南门东侧,后来此楼毁圯,一直未予修复。明初,人们将荆州城南门城楼指为“曲江楼”,其实不符。     朱熹《曲江楼记》原文:     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岁丰人和,幕府无事,顾常病其学门之外即阻高墉,无以宣畅郁湮,导迎清旷。乃直其南,凿门通道,以临白河,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且为楼观,以表其上。     一日,敬夫与客往而登焉,则大江重湖,萦纡渺弥,一目千里。而西陵诸山,空濛淹霭。又皆隐现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顾而叹曰:“此非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耶?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悠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时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呜呼,悲夫!乃书其匾曰“曲江之楼”,而以书来属余记之。     余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获,读敬夫之书而知兹楼之胜。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望江山,览观胜概,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顾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抑尝思之张公远矣。其一时之事,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顾亦何预于后之人?然读其书者,未尝不掩卷太息也。是则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同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使人忧悲愉快,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闲,而亦孰使之然哉?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登此楼者,于此亦可以反诸身,而自得之矣。余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余之所感者如此,后之君子,得以览观焉。     这是800多年前,一场纯粹时代的精神之旅。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8月,38岁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出发,赴长沙岳麓山下与张栻切磋学问,三千里路云和月,朱熹车马出崇安,两位伟大的教育家、理学大师终于相见了。行程3000余里,走了近一个月,史称“朱张会讲”,开创了理学与佛学或者道家抑或国学与西学等等之间的交流、学习,也开创湖湘学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学风。     两个多月时间里,朱熹在湖南的行迹,多与书院有关,他甚至生于书院,死于书院。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大门两边的一副对联,建立于唐末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弦歌不绝,不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学者,更在中国哲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岳麓书院的兴盛,离不开两个人物,那就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张栻和朱熹。他们让岳麓书院很快就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     张曾主持岳麓书院8年之久,声名盛极一时。     1180年,张栻病逝于江陵荆湖北路安抚使任上,年仅48岁。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因为朱张的深厚友谊,张栻之弟张杓护送兄长的灵柩归葬湖南后,写信请朱熹为其兄撰写碑铭。     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又来到长沙为官。他亲自祭奠亡友张栻的英灵,此时朱熹已是“白发苍颜”,他“顾步涕落”,叹“草木鱼鸟”都“莫知我哀”!     他也再次去了醴陵,已是古稀老人的他,由学生搀扶。时隔30年,他长久地停留在自己的石像前,酸楚和悲凉不时在心中涌动。白发苍颜的朱子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平添许多对尘世的喟叹悲吟。     就在朱熹来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被宣布为“伪学”,事态随后急剧恶化,“伪学”最后升级为“逆党”,朱熹则成为“逆党”之首,差点掉脑袋。朱熹在去世9年之后才得到平反,其学说后来又一直被官方奉为指导思想。一抑一扬,落差如此之大。     朱熹死在福建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     宋元荆楚地区的官学走向鼎盛,在所谓“山穷、水恶和兵燹”的条件下取得的文化进步,更能彰显荆楚先民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江陵府的松滋、枝江、监利、公安等先后有了县学。“石首之学,遂冠湖右”。江陵教授岑翔龙年轻时即为高节书院山长,善文辞,以高洁持重称誉于时(四部丛刊《江陵儒学教授岑君墓志铭》)。     湖湘文化、徽州文化,都是楚文化流变的支脉。     朱熹与辛弃疾     淳熙七年八月,荆湖北路安抚使兼江陵知府辛弃疾曾在江陵打造神勇的“飞虎军”。辛弃疾的好友朱熹说:“窃详当日创置此军,本为弹压湖南盗贼,专隶本路帅司,本路别无头段军马,唯赖此军以壮声势。”     仅不到三千人的飞虎军初隶属步军司,后又隶属江陵都统司。飞虎军成,雄镇一方,朱熹亦称:“选募既精,器械亦备”,有“荆襄乞飞虎不已”。     后来,飞虎军从地方军变为调驻军,“淳熙十年夏,改隶御前江陵军额”,但江陵还希望飞虎军驻扎,宋孝宗甚至御笔询问“飞虎军出戍荆南事”。后来飞虎军留一半屯戍。     光宗绍熙五年,知潭州湖南安抚朱熹奏请飞虎军隶潭州节制。朱熹指出飞虎军遥隶襄阳的种种弊端,自此部分飞虎军归湖南节制,一部分归江陵副都统节制,不过江陵部似乎依旧属于出戍部队,家人都在长沙,一年一次换防。     而公元1200年3月朱熹辞世后,远在江西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立即前往福建建阳朱熹灵前哭祭并手书:“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十六个大字……     朱熹与陆九渊     839年前,淳熙二年(1175)五月底至六月上旬,46岁的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与37岁的陆九渊(1139-1192)相会,展开学术辩论,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由39岁的吕祖谦(1137-1181)邀请,为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思想分歧。朱陆同以天理为本,区别在是否另以心为本。     朱陆理学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展开的,而焦点集中在是否以心为宇宙本体。朱熹以心与理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理是本体,心不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陆九渊则以心与理为一,心为宇宙本体,以心统贯主体与客体。     朱熹认为理是产生万物根源,心具众理而应万物,故主张即事穷理,通过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的积累,最终达到豁然贯通,掌握天理;陆九渊则认为心涵万物,心即众理而成宇宙,掌握宇宙最高法则,主张离事自悟,内求于心。     在义利之辨上,朱陆均与功利学派相异。朱熹提出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陆九渊提倡重义轻利,通过反佛,否定私利。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淳熙八年春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亲率诸生迎接,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听后备加赞扬。朱陆的分歧主要在,朱熹侧重于“道问学”,先博后约,通过泛观博览反归之约来认识天理,陆以心为宇宙本体,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忽视知识积累,以求顿悟,直指人心,朱氏认为“太简”。如此双方形成治学方法之争。     江陵人项安世(?-1208),庆元党禁时上书请留朱熹,被罢官,他谪居江陵,杜门著书。     南宋史学家袁枢(1131-1205)。福建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开创了纪传、编年经纬交织的纪事本末体之先河,编纂42卷200万字的史书巨著《通鉴纪事本末》,与司马迁、司马光并称三史。1195年(宁宗庆元元年)知江陵府。     袁枢在江陵治理水患,他审察楚都故城“楚观”地势后,决定移民。他亲历规划,建筑安置房,深为人民称颂。     袁枢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与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有往来。朱熹评其著:“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     袁枢66岁时,因朱熹被劾为伪学,受到株连也被罢官,自此闲居10年,致力著作。     朱熹与绍兴十八年戊辰(1148年)科探花陈孺是同科进士。陈孺是抚州临川县人,终知江陵府。     淳熙六年(1179),张栻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朱熹请张栻书《刘子羽墓志铭》。     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载:吕温元和六年八月卒,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江陵之野。     北宋布衣状元、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吕蒙正,其六世祖吕温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厚,都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吕温、柳宗元是“永贞革新”派被贬。朱熹后撰《吕氏世系谱序》,并题其墓东莱吕氏。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     祝穆(?-1255年),南宋地理学家,编撰了70卷地理志《方舆胜览》,与朱熹是婺源(原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老乡,他是楚人心目中火神祝融的后裔,祝穆的曾祖祝确就是朱熹的外祖父,他的父亲祝康国就是朱熹的表弟。祝穆少年丧父,与弟弟癸一同在朱熹家塾读书。20岁,朱熹为他举行冠礼。他是朱熹手迹牌匾的收藏者,自家“藏书楼”则是张南轩所书。     他不仅是刻书家也是藏书家,还是打版权官司第一人。祝穆数年编纂,雕版费用“浩瀚”。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有人盗版翻刻其《方舆胜览》。祝穆告官请求保护版权,官府下令“追人、毁板”。祝穆自幼随母自歙州迁居建阳崇安(今属福建,建阳曾是蜀、浙、闽全国三大出版中心),祝象器(著名宋朝五经博士。家财万贯,乐善好施)则由江陵迁居歙州。     朱熹于淳熙二年(1175)在建阳编刻的《近思录》;已知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     泗阳爱莲堂宗谱十五世孙周谟,国子博士与宋太师朱熹同在白鹿书院讲学;十九世孙弥垕,宋理宗御笔更名应合,以明经科第中淳佑十年进士,任江陵府教授,擢翰林院修撰。现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和大文豪周树人(鲁迅),是濂溪公之后裔。     朱熹与家祠     朱熹是家文化的卫道士。他在《家礼》中提倡家族祠堂,首立家堂之制。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     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还成为婚丧寿喜、会议等礼堂、族权法庭。     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威严宏丽,成为家族光宗耀祖的象征。祠堂一般都有堂号,名士书法,金匾高悬。祠堂前设广场,树牌坊,立旗杆,进棂星仪门,厅内天井院、享堂、寝殿(供祖先牌位),两厢祭品库马房等,有走廊、明楼等,有的还设后花园、戏台等。使宗法礼祭,娱神、娱人礼乐相融。     天井乃中心气场,通天接地。两侧可设门塾,专供子女读书。理学最讲究祭祖,朱熹礼学思想有祖宗崇拜,以广续族谱的方式让儿孙记住祖宗的功德。     促使人们办教育建学堂,书院文风兴盛。并以“朱子为宗,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继朱子之风”。     客家人远离故土,难以忘本忘祖忘根,他们的恋祖情结尤甚。     正是: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祠堂如一卷绵长的历史画轴。祠堂文化沉淀着深厚的人文根基。朱熹的思想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则成为徽派、体制。     朱熹在南宋时期被尊奉为圣人,朱子学术适应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需要,被供奉为显学独尊地位。由朱熹理学而形成的民居、祠堂、牌坊之徽州“古建三绝”,成为徽文化史、建筑史之教科书的实质蓝本。     五行金木水火土;世裔公侯伯子男。朱熹曾为广东省潮州市东津乡桃坑村刘允祠撰联。不过,近来四川龙泉驿区唯一一处“朱熹宗祠”被子孙卖钱拆毁。     是非任评说     朱熹是孔子、孟子以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但他不是完人。朱熹是一位哲学家、伦理道德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总体上他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家。     首先,朱熹从哲学的本体论论证皇权专制的绝对性、永恒性和合理性。     朱熹认为富贵贫贱天生,要安分守己,不能有非分之想。朱熹学说的核心“存天理而,灭人欲”,企图扼杀人们过美好生活的愿望。     董仲舒提出了三纲,朱熹强化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三从四德”。儒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自此日趋保守,甚至反动,成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御用工具,“仁政”思想有时仅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权宜之计,先秦“非上无礼”、“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被扼杀,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阻碍作用。     朱熹在世时就被贬为伪学。不过其后科举考试均从其注疏过的“四书”“五经”中出题。到了清代,清廷大肆清剿朱元璋后裔,却对朱熹尊为“朱子”。朱熹也是孔庙中祀奉的“四配、十二哲”之一,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也受到贡奉,享有至尊。1970年代初,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作为唯心史观的大儒,朱熹亦属被批之列。     但后世无法否认他的巨大存在。朱熹的一生是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的一生,他曾经穷其一生,真诚地、心力交瘁地寻求过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卓越的。     朱熹的道德观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主张德治、仁政,当然正确,并有永恒价值。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还称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有杰出贡献。李约瑟曾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     朱熹的名诗有人们熟悉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子家训》名句有未雨绸缪等。《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倡导修身治家之道,主张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     朱熹世称朱子、紫阳先生。后裔因号紫阳堂。朱熹还是风水大师,周易高手。也著有《楚辞集注》等。     长期以来,朱熹理学多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与科学相对立的。但李约瑟认为,朱熹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是科学的。     也有正史记载他歧视妓女、扒儿媳妇的灰,纳尼姑为妾。有人说他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资本主义,这到底是捕风捉影、中伤诽谤还是其他呢?     而在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十一月,他再次向朝廷辞去江陵府之职,回到建阳著书立说。     朱熹和屈原一样,以兰自励、自喻:     漫种秋兰四五支,蕊帘底事太关情。 可能不作凉风计,护得幽香到晚清。

作者:佚名 来源:www.hxpz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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