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臣可贵,以死直谏之臣尤为可贵。古代比较有远见的君主,大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大都重视谏官的作用。唐
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整衣冠;以史为鉴,可明兴替;以人为鉴,可正得失。”封建帝王大都知道听言纳谏,匡弊救失,可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有些朝代退设置谏官,专司规谏。《周礼.地官.保氏》就说过:“保氏掌谏王恶。”西汉曾置谏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无定员。东汉改称谏议大夫。隋唐隶门下省,掌侍从规谏,凡四人。宋置谏院,初由门下省析置,以分隶门下、中書的左右諫議大夫為諫院之畏,退有司諫、正言等諫官,掌规諫朝政缺失,可以對大臣及百官的任用、政府各部門的措施提意見,和主管彈劾官吏的御史臺並稱“臺諫”。遼金沿置不改。明初也曾置諫議大夫,但不久即廢。
我始祖比干公可說是諫臣之祖。
林氏出自子姓。比干是黄帝軒轅氏的三十三世傳人,文丁之子,帝乙之庶弟,紂之叔父.佐紂為少師,封于比,所以稱比干。他看到紂無道,微子去,箕子囚,累諫不聽,于是慨嘆:“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諫而不從且死,忠之至也。”他進言直諫,三日不去,紂問他何以自恃.他說:“善行仁義,所以自恃也。”紂大怒,說:“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確實有這回事嗎)?”就把他殺了,刳视他的心,焚他的面。
有關比干公直諫而死的經過,唐貞觀六年(公元630年)中書令西河公温彦博的《林氏源流總序》即有記載。比干死諫,已不只是我林氏的榮光,而且為舉世所頌揚。
今天,我們弘揚比干精神,首先就必須學習、繼承並發揚他的正直之道和忠勇之操。周武王伐紂,未下車就封比干墓,孔子親書“殷比干墓”,並說:“殷有三仁,公居其一。”可见比干公早已名重于當時。唐太宗李世民追贈比干為太師,謐忠烈公,並派司徒太子太師趙國公畏孫無忌等持節以少牢致祭。在<<追贈詔》中說:“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绝;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在祭文中則贊譽他“不以險夷易操,不以利害變節”。 可见比干公已名著于后代。
古代的君主納諫,總是為了鞏固其統地位。紂這個昏君,聽不進逆耳的忠言,自然
要覆滅。就象李世民這樣的皇帝,也並不都是能聽得進忠言的。據史載,魏征死后,他竟然撤消把女兒嫁給魏征長子的婚約、推倒為魏征樹的碑便是證明。古代的諫臣,也大都脱不了“忠君”思想的影響,都有其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忠諫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推動社會的前進,那就應該肯定。比干的忠諫,其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國為民,這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從來没有一個政黨、一個政府能够象我們的黨和政府這樣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我們既為能生活在这樣的時代而自豪,就要弘揚比干精神,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積極為兩個文明建設進言獻策。
其次,今天我們弘揚比干精神,就要象他那樣“善行仁義”。比干公之所以敢于冒乏直諫,正如他所說的,“自恃”的是“善行仁義”。現在我們對“仁”、“羲”已有新的理解。赋予新的内涵。我們應該認識到,扶正祛邪、伸張正義、敢于與壞人壞事作斗争,乃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弘揚比干精神,就要見義勇為,嫉惡如仇,象林則徐所說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囚禍福避趨之。”
比干公不但是諫臣之祖,更是中華民族的典範,是民族性格的集中體現。讓我們弘揚比干公的高風亮節,繼承正直之道,發揚忠勇之操,為國家、為人民多作貢獻。
(作者系原泉州電視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