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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资深教授“怪人”林损

时间:2012/6/10 22:19:40 点击:  【宽幅显示】  【微信号】

 

北大资深教授怪人林损

 

 

   

  南宋时期,永嘉经制之学与宋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鼎足之势,成为一时显学。但到元朝以后,理学成为官方统治哲学,科举考试以它作为录取标准,“非程朱学,不式于有司”。影响所及“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历明及清、理学已一统天下,带有“异端”性质的永嘉学派急遽衰落,几乎无人齿及。晚清,由于封建王朝的腐败,列强的侵侮,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结合西学输入,永嘉学术也开始复兴。首先,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创办诒善书塾,刊印《永嘉丛书》,大力倡导陈傅良、叶适之学;求志社诸贤如许启畴、陈虬、金晦、陈黻宸、宋恕等更从实践中汲取西方思潮,予以发扬光大。孙诒让也继承遗志,考据之外,推进教育,鼓励实学,于是瑞安人才,大批涌然,隐然执全省牛耳,在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中,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永嘉之学衰八百年而复兴,而陈先生(黻宸)独集其成。”黻宸卒后,“损承其绪,益为弘郭深远,精奥圆融,不争枝叶,不辨门户,含茹名理,从容道术”(民国《瑞安县志稿》),成为最后一位传人,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时代的剧烈变化,挽救危亡,已非永嘉之学所能胜任了,但他爱国、治学的一生,我们仍应该充分肯定。

  林损(1891-1940),字公铎,一作攻读,别号叔累。幼名慈训,学名存中。父仁果,字养颐,善书法,后师从陈黻宸介石,成绩为同游者之最,介石以四妹妻之。婚后,从上望迁居县城太平桥。母20岁生兄作训,名惠中,后改名辛,字次公。22岁时,养颐以院试第一,成为县学生员,亲朋好友,盈门祝贺。母怀孕已8月,从早到晚,劳瘁过疲而早产。这时正是1月16日,天寒地冻,灶火初熄,养颐出外求药未回。呻吟中,家人有用罐中冷参汤给她服,才呷一二口即昏厥,一点钟后去世,养颐“见损即抚膺而泣,斥不忍顾,曰:雏儿生而啄母,宁望孝耶”。这时,舅舅介石先生赶紧抱起哭声微弱的婴儿,嘱托“甫嫁而寡无子”的三妹郑氏,悉心抚养,但郑家不乐意,郑氏“长跪至日影屡移,乃得请”,条件是不得作为郑家继子。郑家又处处刁难,“三年无乳,更断鱼肉”,林损身体非常瘦弱。郑母对他的教育,是“寓严于慈,声气凄绝,怀抱之中,枕褥之上,梦寐哦,皆在学术。”平时更灌输以忠孝节义之事,使他慕义疾恶,感情都“自衷达面,未少文饰”。三岁,外祖父琳山公招郑氏和守寡的大姐邱氏都回外家居住,郑仍“以刺绣佐饔飧”,“盐米皆待给于纺织”。三舅父醉石也非常疼爱这个外甥,教他读《诗经》等。在这样的家教下,“六龄毕五经,或疑有宿慧”(《述学》),但也养成“孤介自赏,别成一家”的性格。

  七岁,生父养颐病卒,三舅更负起全部教育责任,每天送他到一位林姓的老儒处学习,晚上接他回来。到十岁时,已能“操笔缀文,千言辄就,老师宿儒惊叹,以为鬼工”。十一岁,舅父又安排从宿儒程石仙学习《史记》、《荀子》、《列子》等书,仍每日接送,“夕归,必尽举所诵习者陈诸舅父之前,舅父坐听之,既一字不滞于口,乃相与阐发理蕴,无纤悉之遗。更于本书之外,有可以旁推交通而为辅翼者,必征引贯彻之。又为博论古今上下得失之故,与夫忠臣孝子奇侠义士之行,次及稗官所载、野老所传,凡可以起兴会而养身心者,靡不剖决指示,”使他“有所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十二岁,介石办了个“颍川家塾”,由26岁的陈怀执教,他即进去学习。二年后,扩充为翼圣学校,继续在校学习。陈怀所教的是《春秋公羊传》及《中庸》、《礼运》、《汉书艺文志》等,博引旁征,启发开悟,与当时盛行的公羊学说相联系,同学中有疑难者,向他询问,他“言之恒滔滔不穷,上下古今,夕昼而继之以烛,益畅前旨,必求所以开悟之者而后已”。

  1905年,陈怀到京师任学部编书局分纂,他为分担家庭困难,受聘到平阳“就乡校童子师,而所谓童子,或胡须白且生孙者。”他后来在《忆昔》中也说“登坛十五王通,北面非无白首翁。太翼铜川汾水际,平阳北港鹤溪中。”

  1906年,舅父陈介石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到广州,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次年春兼负责师范校事。林损也在这时进入师范,住在马叙伦的寓所。从此,他“既获侍其舅,与闻讲论大义,于术益精”,并“以拯溺援穷为志矣,友朋之间,此念尤切”。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亡,他深为国势“或崩以裂,或溃而腐”担忧,曾作《拟上摄政王政见书》,表达政见,被师友劝止而未发,但他“谓太平为可期,叹立宪之未善”的议论,“固已惊其长老”,得到许多人的赞誉。1909年毕业,返回故乡,20岁,陈怀介绍他到乐清西乡柳市高等小学任教,这是乐清最早成立的两所高小之一。他在代作的“卒业训词”中,勉励学生在“中原方多事”之秋,毕业后应继续进德修业,立志“建拔万古勋”,以便“戎敌外戟,庶物砥平”,这也正是青年林损的梦想。

  冬,他与王佚结婚,回瑞安高等小学任教,邵成萱等就是他这时的学生。宣统三年三月,瑞安县令金汉章借禁烟名义敛财虐民,激起芳山等处民变,误杀了省禁烟委员汪锡祺等6人,他协同县人奋起抗争,在县人东教场追悼会上,他撰写《追悼汪吉卿演说词》、《汪锡祺被记》等文,严辞揭露谴责,迫使金令被撤职查办。

  民国元年,陈介石在上海被选为世界宗教会会长,并与闻共和建设讨论会之事,介绍林损任共和建设讨论会文案。秋,兼任《黄报》编辑。《黄报》,薛大可创办“日出一报,针砭政治,臧否人物,笔尖所到,有丝丝入扣之妙,读者与林白水之《社会日刊》等量齐观”(陈赣——《睇向斋谈往》),这与林损“辞令所布,枢机所发,莫不崭绝独立,风飙电驰,慷慨激昂,闻者心折”的文章魅力有关,他也“以是有声”。

  在《黄报》任职不过两个多月,第一次以“损”具名,报纸即停办了。但他写了二十多篇“针砭政治,臧否人物”掷地有声的论文,如《书大石正己〈支那之命脉篇〉后》痛斥日本侵略者“断言吾国必当瓜分以抵于灭亡”之谬论,一一批驳他的诬蔑论据,声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咄咄岛夷,我不能与汝并容乎天地之间也!”要求国人把“某政党党魁之最有声闻者”大石的言论,作为惊醒的“雷霆”,疗疾之“药石”,努力振奋“自强”,克服“内政不修,民德不兴”二大病,就不会有“瓜分之患”。在《俄罗斯革命之异日观》中,断言“俄罗斯革命之必能有成”,“革命之后,必能成为地球上共和之国”,预言“自今以往,不五十年,将尽五大洲各国皆移为共和政体。”在《续论总统制内阁制之商榷》中,针对袁世凯的野心,主张限制总统权力,防止专制之毒死灰复燃。“见群龙之无首,造旧邦之新命,扫糠于千载,是所望于诸公。”在《报界箴言》中,慨言当时报界四弊:一是“争”,不是争“真理”,而是党同伐异,争一己私利;二是“曲”,即“曲笔以阿其党”、“垄断贸名,迷惑上下”;三是“诬”,即“穿凿事实,以迁就(自己)言论”,采访不“求其实而征其是”;四是“驳”,即“逞飘忽之才,设两可之辨,操无穷之辞,使人跌遏而无主,因时乘势,倒置可否,”要求舆论阵地“不可以意气从事,而心术学术不可不切实讲求”。未言“我亦报界之一人,不敢自命”“无罪”、“无蔽也。虽然,我而有蔽,则愿献身作万矢之的以为诸公先”,表明追求言论公正自由的大无畏气概。

  民国二年,陈介石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二月抵北京,兼任北大文科史学教授,他亦从之赴京,旋被聘主持《新民日报》编务,写了《发刊词》、《新民日报达旨》、《释言》、《说报》等文。当时北大校长胡仁源看到这些文章,“以为陈亮、叶适不过也”,聘他任预科讲师。

  风华正茂的林损,牢记二舅的教导,“夫所谓学者,将出其所用而措之于天下也,”即于秋季回家,独力出版了以个人命名的《林损杂志》,希望通过它达到从“爱”民“悯”民到“觉之”、“拯之”的目的。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系列文章名《台湾省燃犀大论》,分“名实、问宪、集势、辨分、牧民、自治、放心、刺俗、忧贫、失教、荡业、天戮、邪蠹、罪法、察吏、议兵、决藩、览冥、广变、亡征”共20篇。第一篇“名实”,认为台湾省的“共和立宪”、“属国于民”是名不符实的,政权仍掌握在腐败的“旧官僚”和所谓“革命元勋”之手,只有唤起民众,“以至众之智,至众之力,建设国家,沛然莫能御也。众无智力,此共和之所以大伪也。”此文颇“传诵于一时”。但在《永嘉瑞安光复始末记》一文,则“一州大哗”,因为它矛头直指温州统领梅占魁,与和他勾结的一批绅士,借“光复”名义揽权营私打击异己的丑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纷纷“致书督责”,他写了公开信《答林耀祖书》,“诸被贬者”,虽能“附权乘势,太阿倒持,可无罪而杀士”,但自己仍“敢侃侃陈言于其旁,撄其逆鳞,诚以事实之可征,道理之难诬,直笔之不可无系,而自信为有区区能言之才,而报馆有言权,遂不惮昭揭于众”,末具“林损特白”以示不屈。经此风波,杂志办不下去了,便从事《政理古微》的写作。该书分政始、述古、制法、爱民、养性、劝学、尊隐、尚俭、重农、综核十项,并题辞明志,末云:“差幸著书如作茧,成甘自缚群黎”,只要对群众温暖有帮助,他是愿意作茧自缚的。

  民国三年,他到北大任教,七年升为教授,从此“情挚传经”,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京师故人文渊薮,而大学尤名师所聚,一时朋辈如陈汉章、刘师培、黄侃、吴梅、钱复、张尔田之伦或以经史著,或以辞章显,咸骋骥而奋风云,腾英声而懋芳懿。而先生以弱龄周旋其间,吐纳百氏,提衡道儒,讲学之余,潜心著述”(徐英《瑞安林先生公葬墓表》)。他年龄既轻,思想又活跃,与学生关系相当融洽,在《丙辰学会题名录序》说:“予之与二三子居也既三年,而上下左右,噢咻砥砺,若家人骨肉,怀抱洞开,肺腑并见,所宜历久不渝者也。”

  不久,挫折相继而来。1917年7月7日,三舅醉石病卒。二舅介石闻弟疾病,从五千里外冒暑奔视,入门旬余,遽遘大变,卒至悲弟自伤,浸至成疾,7月31日,亦“卒于家”,第二年,才周岁的儿子守井不幸矢折。亦师亦友的表兄陈怀,接任北大史学教授后,以敬业病卒于校。打击接踵而来,“五四”运动时,他因“病肺”回故乡养疾,回校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给他以极大冲击。他站在“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故》月刊派刘师培、黄侃一边,与马叙伦、黄节、吴梅等一道聘为“特别编辑”,当时“白话之风盛行”,胡适、钱玄同认为“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云同《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损大不然,以为注音乃汉学之原,出组汉学研究会,昌言复古,著《汉字存废问题》长数万言,力辟其不可行者凡二十五事。玄同及适亦不敢谓非,送他一个绰号“骨董”(陈谧《林损传》)。他反对“全盘西化”,提出“撷新扩故”,以为“我闻取新说以扩旧学者,未闻毁旧学以从新说也”,“逐新者妄,守旧者愚,其大本大法皆失之矣”。他的耿介率直的性格,使他处境日渐困难,在《致陈桢臣书》说:“损身当横逆之冲,若无障挽之具,庄语不足以喻沉浊,谐说乃有类乎俳优,投鼠顾器,抽矢去金,委蛇退食,扪心自惭。间引一觞,聊遣烦闷,而暂欢片刻,积惨弥年,颜虽偶朱,肺乃先灼。”开始耽酒了。

  这时,浙江省议会议长托人请他从政,他拒绝了,并反省写《政理古微》前后的思想变化说:“损初读书,颇解文墨,继耻雕虫之为,稍作经世之想。稽考典籍,博采輶轩,察董、贾之大猷,辨管葛之成败;谘农桑于父老,问疾苦于阁阎;锱铢偶得,必载之书。历世既久,粗知纲领,抽毫落纸,颇亦斐然,世不我用,皆为弃物。及今复视一过,乖错弥多。昔以失位为衰,今以得免为乐。”不禁慨叹:“憔悴卅年求一饱,高谈平治欲谁听?”面对北洋军阀内战不断,“往复还,血与泪,不获已,求一醉”,只能以酒浇愁,性格也越趋“怪特”,被称为北大“怪人”之一,他也干脆说自己“佛不能成愿作魔”了。正如王季思在《刘景晨先生遗诗序》中所说:

  “我所认为的同乡前辈,如瑞安林损,平阳刘绍宽,永嘉刘景晨,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都继承永嘉学派的遗风,兼受时代风云的激荡,表现积极的入世态度,志于所学,匡时济世。到五四运动以后,世变益急,忧患益深,他们既致慨于旧民主主义之换汤不换药,又跟不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前进的步伐。于是或栖迟山林,潜心佛乘,或埋头经史,重理旧学。间亦发为诗歌,彼此唱和,本无意与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者相抗衡,仍不免在新的革命思潮面前受到冲击,抑郁而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曲折前进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学术领域未可低估的一笔损失”。

  但林损处于激流旋涡之地,面对种种丑恶现象,他不甘心沉默。“孔饮亦千钟,中有忧时泪”。1925年章士钊因谄媚段祺瑞,兼任教育总长,“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命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师生在校外重新开学,他与鲁迅等一道,每周去女师大义务兼课四时,讲授两种功课。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会受阻去质问章士钊,被警察打伤和逮捕,对这种“蹂躏学生”行为,他义愤填膺,写了《讯章》一文,揭露章“弥傲弥谄,弥好名而弥无耻”的面目。次年,北京又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镇压反帝爱国的学生、群众的“三·一八惨案”,他写了《丙寅三月十八日即事》,抒发悲愤谴责之情。

  1927年春,奉天(今辽宁)东北大学校长邀请他到沈阳任教,他与黄侃同往。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出任东大校长,他经常轻装至校,在别墅招待全体教授。他很钦佩林的学问人品,常邀他探讨学术,两人“情谊甚笃”。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寇阴谋炸死,“燕丹桥下机终发,丁令城头弹竞飞”;“此邦直似千年墓,走骼飞户不忍言”。当时黄侃已离沈,寄诗劝他不要再“滞辽东”,乃于次年秋后入关,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29年“仍至北京大学讲席”。但这时“同校教授黄晦闻节、马夷初叙伦与先生交素笃,治经史诸子文学亦俱有根柢,而俱为新学之徒所惧,而皆先后离校去。及先生之返也,新学之徒,相与嫉之”,但他“学不厌而诲不倦,善启发而工诱导,析疑剖滞,简要清通,舌本粲华,情澜不歇”(徐英《林公铎先生学记》。“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其得于人亦有在讲授之外者”(马叙伦《石屋馀沈》),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

  1931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又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他的处境更困难了。但他“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也,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同上)。在北大演讲的题目中有《诛学侩》,手稿《辨奸论》,特注明“诛胡适也”。与胡适矛盾,一般人都把它看成是白话文言之争,实际上是学术和政治观点的分歧,胡适自言“有考据癖”,他“独不喜清人之学,尤不能为考证训诂章句之学所拘”(《学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撷新扩故”。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认为“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既然中国并无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那么整个华北的军事占领就是换取日本人统治下的和平的唯一选择”(转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而他则斥责道:“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谓中国无文化者,此何心也?谓宜弃国粹而一归于欧化者,此何理也?……一坠荆棘,逆施倒行。今外侮之来抑又甚矣!无伥何虎?伥之毒甚于虎也!”“胡适之流,挟其淫妖狡险之才,倡浮薄无根之学,为异族牛马走,揭旗帜以拥皐比,陷溺人心,不知何底”,矛盾已无可挽回了。

  1933年,北大学生浴室坍塌,造成一死一伤。追悼会上,他的挽联是:“重压之下,安得不死!洁身自好,何以为生?”愤激之情,直指整个国民党统治社会。

  1934年4月,北大以标榜革命的名义,“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胡博士)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想到公报私仇。如果这样,林先生所失是‘鸡肋’(林给胡适等人信中指北大教授一职——陈注),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为适之所排而去”(马叙伦),黄侃立即邀到南京中央大学。他应聘后,又与黄节、吴梅、汪东等老友共叙一堂。1935年正月黄节卒,秋黄侃又殁。自黄君之殁,而先生旧好凋零殆尽,其诧傺无聊,有非旁观所能知者(《学记》)。他在《夜起》诗中叹道:“黄节谓损不可死,黄侃谓损不能死。呜呼所言犹在耳,而二黄者皆死矣!北居林黄损与节,南来黄林侃与损。梦中何尝不聚头,一觉两泪湿衾稠。”

  1936年,他辞去中央大学职务。秋,于右任推荐他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任教,“每周文课4小时,月俸四百廿金,延遇之礼,可谓优越”。他暑假返里时,全面抗战爆发,“干戈阻绝”,只得“里居不出”,面对“日蹙国千里”,忧心如焚。

  1938年9月,教育部聘请他为“本部特约撰述”。他打算将“盈箧”的“积稿”好好整理,“会当广倩书人,源源录寄”,实践《叔苴阁丛著提要总序》中的计划。《伦理正名论》已于战前印竣,《老子口义》、《文章学绪言》、《中国文学讲授发端》、《永嘉学派述》都是讲义本;《比较学》、《叔苴阁诗录》和《叔苴阁王录》均只刻一部分。根据他的手稿提纲在永嘉学派研究方面,他要写分十章的《永嘉学派说略》及《瓯学统》、《瓯学者旧传》。在诸子学方面,重点在老、庄,有《老子广义》、《老子集语》、《老子通义》、《老子纬》及《庄子总说》等。在逻辑学方面,拟写《分析名学论》、《无穷名学抉微》、《非名学》及《论理真诠》等,后者且列出8章的要旨。他还打算将北大所见所闻写成《灵犀志》分为“蔡氏篇、校制篇、职员篇、教员篇、校课篇、学生篇、集会篇、男女同校篇、总论,这和他拟写的《中渚燃犀录》、《医林外史》等,都未见存稿,让人非常惋惜。

  抗战“三年以来,外患孔亟”,“四海鼎沸,兆民嗷嗷”。他虽是一“癯儒”,但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在《求仁论》中声言:“中国必可不亡,中国学统必可大兴,非有他焉,我欲仁斯仁至也。”坚持全民抗战,中国一定能够振兴。在《醉中作》,幻想死后要“重来甘作壮丁来”,呼吁“世外桃源休更觅,踢翻蓬岛即神仙”,“忧国之思,时时见于颜色。”1939年,听说马一浮在重庆办复性书院,他“心窃慕之,以谓君子,居乱世,于国无匡危抒难之功,亦当昌其所学为时用,因谋共立翼圣书院于乡”(《林损传》)。与弟子李翘、侄陈谧等发表启事,订定章程并严格要求自己,立“自省课目”,要“戒酒”,“戒浅露”等。但这时已“益羸瘠,且屡患神经衰弱之疾,发白齿落,目眩耳聋,手指颤动,持笔维艰”了。1940年孟春,邱氏表妹卒,夏六月,郑氏表姊(按即大姨母邱氏的女儿,过继给三姨母郑氏,从小与林损一道长大)又卒。损忍泪慰亲,虽勉将事,衰疾交乘。他仍写下了一篇绝笔之作《答后叔解后》,表达了上报“亲恩”和“续成撰著”的愿望。

  在文中,他总结了一生奋斗过程,颇与鲁迅的韧性战斗、壕堑战术相似:“损之居太学也,盖一人之身而四战之国也。矢来有方,则为之铁甲以御之,矢来无方,则为之铁室以御之。必不获己,居环中以应无穷,操名家之纽,而驰聘以纵横之术……以是免于败绩压覆之惧。顾损是时,学亦稍进,徒欲拨乱世而反之正,斯不得不攘臂而与人辩,退居一室,未尝不兢兢惕惕,取六艺百家之说而研极之。世运所趋,既救火而益扬其沸,众所指目,或在公孙龙、惠施、苏秦、张仪之间,损于是得辩名。或推而上之,拟于老、庄、文、列之徒,损于是得狂名。或见其曾研释典,则以异端名。或取其所作,以为不懈,可近于古,则又交相以文士为名。而于其大经大本,所谓诵数以贯,思索以通,为其人以条理者,转皆掩匿而不可见。”那么,他所谓“大经大本”,贯通一气的是什么呢,该是他《述学》一诗所云“大道偶为基,出入常变际,乾元善用九,反复玩斯意。”他在晚年《论学术》手稿中归纳为“数十字”,经过反复攻破,增减不得的“道体为偶,其用为化,系化曰情,主情曰我,大我曰心,处心曰乐,其乐曰善,至善曰情,明情曰中,体杨之义,由孔之恕,行墨之仁,持庄之平。不纵一性,万性成遂,不纵一欲,万欲亦成遂”的对立变化哲学观。

  七月下旬,林损感冒发热,缠绵一月,终至不起,于八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五十。他的学生徐英在重庆闻讯后,立即“裒次旧闻,为述《林公铎先生学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认为他“得非孟轲氏所谓豪杰之士?”陈谧《林损传》则评论说:“余尝谓损生平嗜酒,人目以为狂而争避之,然损竟以此自免。夫损之狂,非以酒,盖有道焉,非狂不足以济其学也。呜呼,损真可谓善狂者矣!”但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则把他与辜鸿铭、黄侃列为北大三怪人之一;徐英也说“于时大学中目林、黄、刘(师培)为三怪”。

林损卒后,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褒扬。三年后,张继、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等70余人建议于4月12日公葬先生于瑞安前韩山之麓。徐英撰的《林先生公葬墓表》由沈尹默书写碑文,今存于玉海楼文物馆。张学良当时被软禁于贵州,闻讯后写了挽幛“人师、经学、国学大师”以示悼念。其侄孙林慰曾等于2002年在台湾出版了《林公铎全集》1-2册,《叔苴阁文录》因“台独”阻碍而搁置未出。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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